适逢中国经济学泰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厉以宁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祝，中心特编辑厉老近期学术观点若干篇，以飨读者。

在光华这几年，有幸聆听过多场厉老的授课，为其治学大家之风范深深折服。厉老的讲座从来不以虚词开场，不讲客套，而是言简意赅，直奔主题，展示知识分子严谨务实之风骨；其授课内容贴近民心，了然民意，化繁复之经济要学为易懂之大众语言，回归经济学是一门大众科学的本真。

在近期闭幕的北京大学金融国际论坛上，厉以宁教授做了题为“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体制原因”的主题演讲，对当下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表示关注，并通过深入实际，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指出目前中国的小微企业主要面临两大歧视，一个是所有制的歧视，另一个是规模歧视。其主要原因是大家没有看到小微企业的活力，对小微企业融资以后所得到的资本投资效益也没有考虑。目前中国的就业问题跟90年代后期的就业问题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中国没有工人了，因为农民工的供给来源越来越少，所以必须发展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提出一些切实的改革方案，如大力主办民营银行，让地下金融转到地上等。厉老在报告的结尾满怀信心地表示，小微企业的融资和发展会对就业问题的缓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提供巨大帮助。

演讲实录刊登如下，读者能从中领略一斑厉老平实朴素而生动的语言风采，领会其体察民情，关切民生之拳拳赤子之心。这次的报告，八十多岁的老人站着讲授全程，之后也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入座后摊开纸笔，认真聆听下一位演讲人的报告。厉老勤学之心让人叹服，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言：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演讲实录：

厉以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体制原因，因为现在谈到小微企业的问题，融资难已经不是一天了，谈了这么久，提出的困难也很多，但那些困难比如说技术上的原因，比如说市场本身的原因等等，当然很重要，但没有在要害，关键是体制问题，要解决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必须从体制上加以解决。我今天的观点是这样的。

    首先谈究竟什么是中国小微企业企业贷款难的体制上的原因。主要两个歧视，一个是所有制的歧视，一个规模歧视，自歧视首先看国有企业，然后至少也是国家控股企业，这个最重要。民营企业一般就是在体制上受到所有制歧视，小微企业更不用说了，因为小微企业它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进一步的改革的结果，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始终不好解决的。

    第二个歧视是规模歧视，从银行角度当然它有它的理由，小微企业分散、资本小、换贷能力没把握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含了个规模歧视在里头，规模歧视中对小微企业的活力是没有看到的，对小微企业融资以后它所得到的资本投资效益也没有考虑，就单纯从规模角度来讲，这两个问题是下一步改革中坚决必要的。

    现在谈小微企业一些原因，我们逐个分析。一个原因是在外面调查的时候，跟那些大银行谈，说为什么小微企业所报来的前景很好，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银行说，它没有信用记录，没有过去留下的信用记录的话，所以很难讲它这个钱是不是能还。

    第二小微企业本身不稳定，所以没把握。另外对银行来说，要看它的坏债率多少。小微企业贷款多了，坏债利率不好控制，它有它的理由。实际上这个理由讲起来仍然是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在中国我们一定要谈到一个原因，重要的金融可以起的作用是比现在预计的大得多，因为对金融不能被动的看。金融深化理论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挖掘金融的潜力，让金融能够在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这个前提在哪里呢？这个前提就在市场化，真正从市场的角度来着手。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仅限于法律上的规定，你不要触动法律上的底线。道德的底线由企业自个掌握，但法律底线是硬的，我就做好这个就行了。所以说在今天中国的问题当中，怎么把小微企业的潜力、信用状况、盈利前景做一个深刻的了解，这个是解决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关键。

    现在有两个迫切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必须考虑就业问题。现在的就业问题跟90年代后期的就业问题是不一样的。90年代后期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精简人数就要下岗，这个问题还属于体制内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但今天问题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在各地调查发现的普遍现象，是中国没有工人了。不要小看这句话，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供给来源越来越少。在很多地方调查，发现农民工愿意务农了，他不进城了；另外一个在中国引起重大问题，引起经济学家注意的问题，是4000万户农民工夫妻分居，这是大问题。在农村，所以他不愿意出来，一出来家里就乱了；如果夫妇两个人出来孩子没人照顾又出问题了，老人没人照顾也出问题了，所以在农村能够干就不出来，不愿走远处。北京就很明显，北京再过几年没人当保姆了，农民不出来当保姆，北京人不愿意当保姆，所以小微企业不发展怎么行呢？小微企业体制上还受到障碍，融资问题没解决这样行吗？所以应该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

    第一点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就是要大力主办民营银行，让更多民营银行存在，让更多的小型的互助合作的贷款机构能存在，这个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是改革问题。

    第二让地下金融转到地上，这又是改革问题。地下资本钱还是有的，可是它不敢转，为什么呢？我们在外头调查过，说当初资本原始积累时候，哪一个地下的有资本投资的人他没干过什么走私这活呢，偷税这活呢？现在他怕查，查的话一追究没有一个能够漏网，所以他怕。他怕的这是个大体制问题，当时有当时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以哪一年为鉴，这样的话人家就定了，帮助小微企业融资，高利贷这个问题也应该从体制上进行考虑。我们在广州调查，开小微企业的座谈会，民营企业的座谈会，他们普遍在呼吁利率太高受不了，利率为什么这么高？钱少，他留在地面的钱少，地下按他们规矩算。到公安局报案行不行？有一个企业家在会上的发言后来没出简报。他说到公安局报案，人家问你老婆孩子还好吗？他说还好；第二句话是让你把手指头伸出来看一看，是齐全的。如果老婆孩子还在，你十个手指他给你砍了一个那你可以告，两个都没有，怎么查，利率你们自己商定的，你们自己有协议，你当初就已经签字了的。所以地下金融转上来这是个重要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看成是体制上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小微企业通过融资和发展，能对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有所帮助，甚至能够帮助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这都是有希望的。好，谢谢大家。

                  （演讲实录由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整理，未经作者审核，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