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前国家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僵尸企业”造成的经济风险有多巨大？推动“僵尸企业”退出，政府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金融投机与金融创新，监管方怎样有所担当？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NCFR 理事会委员黄益平就上述经济热点问题，接受了封面传媒旗下封面智库的独家专访。
以下为采访实录：
新旧产业更替是中国经济的大挑战
问：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要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供给侧改革要担负起怎样的历史责任？
黄益平：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而从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尤其是跟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新旧产业的更替问题。
我们过去做得好的、最重要的两大产业，一个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另一个是资源型的重工业，现在已不具备充足的竞争力。而这两大产业，正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两驾马车——出口和投资背后最重要的支持。所以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困难。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很多国家经历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国民低收入的时候成功地发展了很多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而又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但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就不复存在。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未来用怎么样的产业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能够得到良好实施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能帮助我们那些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旧产业能够平稳、较快的退出；另一方面就是支持更多的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快速地形成和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帮助旧的退出，一方面是帮助新的形成。
从宏观指标来看，就是我们总的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提高，实际上就是资源再配置，支持创新、创业。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叫总要素生产率（TFP），就是你把所有的资源投进去能产出多少。我们很多学者都做过这样的研究，包括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包括日本一桥大学的吴晓鹰教授，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他们都发现，在过去五、六年以来，我国的TFP下降比较明显——同样的资源投入进去，所能带来的产出越来越少。
“僵尸企业”占用大量金融资源
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突出的难题是什么？
黄益平：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产业仍然占有大量的资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僵尸企业。
经常有人抱怨说现在的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因为过去金融政策一宽松，经济就起来了，而现在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为什么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有个说法是金融资本都到虚拟经济去了，全在股市上、在衍生品、在金融泡沫里打空转。这可能是一种解释，但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很多僵尸企业——而且很多都是当地大企业——不能退出，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
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我们的西北、东北，银行信贷有很多都去了这种企业。这些企业大都产能过剩、效率不高，甚至有的都不赚钱，但它们仍然每年都会吸收很多的银行信贷和其他的一些金融资源，这些资源能发挥的唯一的功能就是维持企业生存，甚至是靠借新还旧、还息，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很明显的降低。
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更多地支持创新、创业。我们的金融机构以前都是以银行为主，银行在支持制造业扩张方面是很有效的，但是银行能不能有效的支持创新、创业呢？这就需要金融创新。
“僵尸企业”处置，政府要主动担责
问：当地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支持，是不是“僵尸企业”难以退出的主要原因？政府在推动僵尸企业退出的工作中，应当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黄益平：为什么会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流向这些企业，当然也有一些监管、考核方面的问题，有些银行已经贷了很多，不继续贷款，过去的贷款就成了不良贷款，银行就会有不愿意产生坏账的冲动。但核心问题还是软预算约束，政府的介入。
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在短期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多人的一个企业，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太大了，甚至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但长期来看，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救活经济就越来越难，比如说东北经济。
东北经济变化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民企匮乏、人才流失、产业结构等等，但我认为，“僵尸企业”是重要因素，“僵尸企业”太多，涉及的人员太多，政府不管就会出问题，而政府管得多，民营企业就起不来，年轻人就没机会，自然都去了南方了……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僵尸企业”对有活力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其他的创新、创业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很难有发挥的空间。
在解决“僵尸企业”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设计比较周全的方案，让这些企业平稳的退出，并不是说关掉就一了百了，而是要把人和钱的问题妥善地处置，政府是要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的——不是说直接或间接地迫使其他金融机构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而是让财政承担责任，而且处置过程应该列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不能无限制的拖。
同时我认为，什么样的企业或产业应该退出，要把决定权留给市场。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是：去产能也好，去库存也好，政府比较擅长的做法就是将其变成任务，从上到下、层层分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做法，但是不是最好的做法呢？我认为，最终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做决定，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问：“僵尸企业”的退出，会不会对金融机构造成比较大的风险？
黄益平：目前从总体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表以及拨备充足率、资本金等数据来看，对大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还是可控的。
鉴别金融风险不能只靠投资者自己
问：回到金融创新的话题。在经历了跌宕起伏后，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和难题是什么？
黄益平：从学者的角度来观察互联网金融，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有可能解决，起码是部分解决金融的一些根本性的难题，比如信息不对称。
在我们国家，互联网金融有两大优势体现得最明显：
一个优势是通过移动终端，很容易就把亿量级的用户粘结在同一个平台上。这在实体金融业中是很难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客户群，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一部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信息不对称的一大难点就是“如何找到交易对象”。
第二个优势就是通过对大数据的使用。当然，现在很多公司其实都不是真的拥有“大数据”，但有数据可以分析，就可以帮助降低信息不对称，尤其是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投资成本虽然很高，但边际成本很低，给十个人服务和给一千个人服务、一亿个人服务，投资并不会很明显的增加。我觉得互联网作为普惠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
但是互联网金融的问题也很明显：一是泡沫很明显；二是很多参与者动机不纯。很多互联网金融的从业人员，既不懂金融，也不懂互联网。互联网金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风险：一是客户群体都是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和收入水平比较低的个人，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力偏低；二是一旦产生问题，风险的传导很快。
怎么解决？我认为，在创新和管制之间求得一定的平衡，是决定互联网金融下一步健康发展的核心。
问：从加强监管的角度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什么？
黄益平：以P2P为例，官方的立场是不设门槛，甚至不发牌照，在地方金融办备案就可操作。但我认为还是需要有一些门槛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分析，看什么样的平台容易出问题，最后发现，问题平台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注册资本比较少、信息披露比较不完整、产品比较单一、自己提供保本保息服务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就该让投资者自己识别风险，你错了一次就是交学费了，就是所谓的投资者教育。但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投资者对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力都比较低，尤其是像这样明显的不规范、资质不良甚至有明显的诈骗嫌疑的平台，政府、监管当局应该首先把他们给过滤出去，虽然投资者教育很必要，但初步筛选工作还是值得做的。
（本文转自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