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将考虑一系列税收和贸易动作，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面临贬值压力和波动。

特别是，三个美国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将在2017年影响到新兴市场。

一是边境调节税。边境调节税将让美国出口商获得税收优惠，但对美国进口商品征税——或取消抵扣，效果相同。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都表示支持这一方案，它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一税种，哪怕是对其实施的预期，都将推高美元汇率（讽刺的是，这至少将部分抵消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美国贸易失衡的改善）。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美国可能对中国对美出口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已经多次表示，将在其所认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上与中国针锋相对。特朗普公开呛声要对中国进口品征收45%的关税。实施任何类似的措施都将导致中国出口需求下降，从而给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

但这一动作也将导致其他许多货币贬值。我与王志（Zhi Wang，音译）和朱坤福（Kunfu Zhu，音译）的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出口中有大约一半为增值产品，零部件来自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其他经济体。来自中国的产品通常是一体化的全球或地区价值链的一部分，因此美国限制中国进口将间接（但十分迅速）地转化为亚洲其他经济体增值项目出口的下降。这一传导机制很可能抵消这些经济提对美出口的直接增量，至少在短期和中期是如此，因为重新组织生产链绝非易事。

美国可能动摇新兴市场的第三个动作是美联储比预期更快地收紧货币政策。大幅升息将转化为美元升值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贬值。

大宗商品出口国货币也许是例外。美国提高基础设施支出可能引起大宗商品需求增加的预期，从而触发价格上涨，进而导致这些国家货币升值。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中，某些大宗商品出口国——比如巴西和俄罗斯——也未必能够看到汇率改善，因为它们疲软的经济中还有其他力量在起拖累作用。

美国政策变化给新兴市场货币造成的挑战不仅包括贬值压力，还包括波动加剧。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如何加强对预期中的震波的抵抗力？

一个选择是优化资本流入结构。其次是提高汇率弹性。

对于前者，我和童辉（Hui Tong，音译）的研究表明，严重依靠海外银行或国际资本市场借贷的国家比主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国家更容易受到资本外逃的影响。因此，要抵御汇率波动或美国汇率变化，新兴市场应该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FDI，以此降低他们对短期进出的“热钱”的依赖——从而降低突发性资本流逆转对它们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后者，允许名义汇率弹性可以让货币价值更快地与经济基本面看齐。这一调整对于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国家尤其重要。固定汇率的一大风险是货币出现高估或低估，两者都不利于经济稳定。当影响均衡汇率的力量波动加剧时，发生高估或低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美国未来政策的面貌和时机仍不确定，但显然，资本流管理和名义汇率弹性都是非常好的准备工作。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准备，它们就必须做准备失败。

2012年3月23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圣路易斯分行所属的一个名为IDEAS的经济研究机构新公布了一份全球3.1万名经济学家的排名。排在这份名单前5%的顶级经济学家中，拥有中国血统（华裔）的经济学家共有14人。魏尚进教授在华裔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位，在全球经济学家中排名第152位。魏尚进教授同时也是NCFR顾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