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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

发布时间:2017-04-17

    雄安新区甫一问世,平地惊雷,引起上上下下热烈追捧。在资本市场上,从A股到H股市场,雄安概念股火爆异常,广泛吸引投资者的关注;雄安新区不仅刷屏,也在最近一段时间占据了主流媒体和公共政策的话语体系;更有甚者,包括国开行等在内的金融机构和诸如国电、中石化、中船重工、联通、中铁建等在内的众多央企不甘人后,纷纷表态将不遗余力支持新区建设。的确,类似“千年之计、国家大事”的这样描述以及赋予雄安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同等级别的战略定位,甚至把原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许勤调任河北本身,都能给外界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雄安会是下一个深圳?

    政策制定者的战略意图目前只是反映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1741日印发的通知之中,着墨高远但毕竟还停留在意义阐释层面。雄安新区的具体规划,实施路径,创新维度,甚至短、中、长期目标、以及相应的投资和市场规模,这一切都需要靠更多的细节来丰盈,甚至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才能逐渐变明晰。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战略选择,其价值最终需要靠时间来验证。正因如此,坊间几乎是一面倒的叫好声,以及方方面面超乎寻常的迅速而积极的回应,不但惹人焦虑,更启人深思——雄安新区的战略价值究竟几何?

    新区成立通知发布至今已近两周,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忙忙碌碌,用各种各样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估测新区建设对经济的影响。摩根士丹利最近发布的分析报告言之凿凿,预测未来1020年建设雄安新区所需投资大约为1.2-2.4万亿元人民币,将有近500万人在十年内从首都迁到雄安。仅仅从治理北京“大城市病”从而将非首都功能外迁的角度,或是从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这个角度来计算雄安的价值,很难将雄安与全国11个自由贸易区和数不胜数的各类开发区区别开来,更难解释最高决策层赋予雄安的伟大历史定位。毕竟,2.4万亿的投资,即使按照摩根士丹利预测的乐观场景,也只是让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年能够提升0.63个百分点。202.4万亿的投资,不可谓不多。然而,相较于2016年全国超过5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1200亿只是杯水车薪,遑论上升到“全国意义”的高度。八十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对外开放职能,带领了珠三角的经济腾飞,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和珠三角一带的城市群;九十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以金融为抓手,通过综合改革,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极。与深圳和浦东同级,却只是将雄安新区诠释成“首都副中心”,这种解读毫无意义。以此为基础建构的价值评估模型更是让人难有任何信心。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过,“最好的预测未来的方式是去创造未来。”既然建设雄安新区的真正战略意图及其经济和社会价值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猜想层面,人们完全可以对它报有最乐观的期望,去付出最真诚的努力,以期获得最理想的结局。雄安新区的未来并不取决于那些诉诸纸端的皇皇之言,而是取决于它将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真正落地并产生持久的价值。在一个与当初建设深圳特区或是浦东新区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坚定地相信,以新区的体量和可能的规模,雄安的建设只有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才有可能在漫漫历史中寻找到独特位置,成为千年之计。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基本完成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依靠投资拉动和要素投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至2015年间,中国的平均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超过40%,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水平。最近五年,以上述指标衡量的投资率更是高达50%。最近三十五年,中国按GDP衡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0倍,超过6.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例从1%激增到25%,变成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用占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每年生产500亿件T恤、100亿双鞋、世界50%的钢、52%的铝、 60%的水泥,以及25%的汽车。

    经济学里有一个等价方程式:增长率=投资率X投资资本收益率。用这一框架分析很容易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究竟做对了什么。按照该方程式,投资率和投资效率(即资本效率,用投资资本收益率来衡量)都可以驱动经济增长。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起点较低,资本相对稀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因而也较高。高投资率和相对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合力促成中国经济长达近40年高速增长。

    然而,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加剧,劳动力短缺或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长期的高投资带来大面积产能过剩和高企的企业债务,未来继续维持高投资率变得越来越困难;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赛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的热情,但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庞大的地方债务,大量的低效投资,和环境的恶化;适度“金融压抑”政策曾经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期内将有限的资源聚集起来,迅速实现工业化,但金融压抑所带来金融中介服务低效,覆盖面窄,结构不合理等痼疾,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房地产市场曾在本世纪的前十来年极大地促进了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并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土地财政”和高房价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顺利实现扭曲的公司治理模式模糊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目标,导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的动机与能力;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勇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丧失,民众缺乏获得感,社会戾气加剧。

    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和发酵,严重挑战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直接威胁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急需全面梳理和转型。经济层面上,将增长模式从简单投资拉动转为消费驱动和效率驱动,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已是必须;在社会生活层面,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职能,在社会各阶层建立正向激励,是社会转型必须追求的目标。

雄安新区的建设必须结合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大背景。必须指出,在其各自的发展阶段,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都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雄安新区的建设将处于一个相对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历史使命也将大不相同。中国经济正面临换挡减速,与深圳和浦东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每年10%左右的GDP增长速度相比,雄安发展面对的是一个下降的经济周期;此外,城镇化程度、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情况、各类要素成本、公众对改革的预期、私企和普通民众的投资信心、金融体系的整体状况、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等等都与彼时大相径庭。这种背景下,雄安新区的建设不能被简单理解成疏解首都经济功能的基建工程乃至规模更大的房地产项目;其发展思路必须区别于过往以天量信贷带动投资进而推动GDP的增长逻辑。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明确表示要将雄安新区建设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进而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和未来的增长引擎。雄安新区的发展必须摆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逻辑。雄安发展的驱动力不应该是靠各类融资来支撑的高投资率,而应该是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更为均衡的组合,是一个以更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为特点的全新的经济微观基础。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源于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源于一个相对年轻、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知识人群,源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源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新界定,源于一个更富有流动性的社会,源于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与爱护,也源于通过混合制等方式深化国企改革改变其只重规模,不重投资效率的行为模式等。
    雄安的千年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一张白纸,在于它过去没有去做的那些事情。雄安既没有既得利益者的束缚,也没有路径依赖的负担,更没有过往片面追求高速增长所累积起来的沉珂。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思想可以先行,全新的发展理念可以主导进程,新区的规划者和建设者可以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破解中国发展中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挑战。当新区建设能够走出一条不再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和只重规模不重投资效率的发展路径时,雄安就有可能破题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


如何建设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的建设需要一条不同寻常的新路。哈耶克曾经说过,“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使其成为必然的,是思想。” 依靠国家强大的资源,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乏资本,缺的更可能是思想。破题中国经济和社会滞延已久的转型,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从下面四个“新”开始创新:

 

塑造新的发展理念。

    过往四十年,我们的发展理念大多是建立在经济能够高速增长、固定资产至关重要、全球化会不断深入、速度和规模优先于效率、靠高速发展能解决发展中积累的问题等前提假设之上的。这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只重规模,不重效率。在新区的建设过程中,不能再片面强调GDP增长。过分强调增长率,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靠由债务来驱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去实现增长目标。在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情况下,通过高投资率来实现较高的增长率最终是饮鸩止渴。新区建设中应该改变现有的经济政策话语体系,更强调与民众获得感关系更强的经济与社会指标评估。

 

建设新的地方政府财政金融体系。

    新区经济建设的引擎转向投资资本收益率之后,新区将不再依赖房地产经济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土地财政,其财政情况将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新区政府可以考虑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寻求市场化的政府信用评级,并以信用评级为基础,发行地方政府债,以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不仅提升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也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经济、财政和债务情况的透明性。
 

营造新的商业环境。

    以创新驱动经济,提升经济活力,最终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要求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大幅减轻企业减负——这个在别的地方很难践履的改革举措,可以在雄安新区大胆尝试。此外,创新活力很难来自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如何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是新区规划者和建设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确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

    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城市繁荣的基础。新区建设应该废除户籍制度,改变户口对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实现一个真正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进而提升创业创新的活力和成功率。

    是下一个深圳还是另一个曹妃甸?大幕既然已经开启,我们唯有希望雄安新区未来的建设能够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真正结合在一起。这样,雄安可能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周期。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先后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应用数学学士、国际金融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2014年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深圳证劵交易所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证监会、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民生银行、及深交所博士后站指导导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实际期权、市场微观结构和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曾任职于麦肯锡公司,负责领导麦肯锡在亚洲企业金融方面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加入光华前,刘俏已获得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刊发于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7年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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